我帮女儿带孩子,亲家给他们补助60000,女儿也让我给她60000
那笔六万块钱,像一根拔不掉的刺,在我心里扎了整整三年。直到今天,女儿林晓雅再提起时,语气已经变得云淡风轻,仿佛那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家庭玩笑。可我知道,有些东西,从它发生的那一刻起,就已经彻底改变了。
那笔六万块钱,像一根拔不掉的刺,在我心里扎了整整三年。直到今天,女儿林晓雅再提起时,语气已经变得云淡风轻,仿佛那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家庭玩笑。可我知道,有些东西,从它发生的那一刻起,就已经彻底改变了。
来来往往的人,说着千篇一律的“节哀顺变”,拍拍我的肩膀,力道不大,却让我觉得骨头都在发酸。
姜川回来的时候,客厅没开灯,只有一盏昏黄的落地灯照着我脚下的一亩三分地。
车厢里混着汗味、泡面味、劣质烟草味,还有一种独属于长途旅行的、认命般的疲惫。
我儿子张宇,我未来的儿媳妇晓雅,还有我那永远和稀泥的老公,三个人齐刷刷地看向我。
林晓雅坐在冰冷的长椅上,双手捂着脸,肩膀剧烈地抖动着。她十七岁的儿子躺在抢救室里,手腕上两道深深的伤口还在渗血。
那天,当岳母再次在我面前解开睡衣扣子,拿起一件崭新的丝质衬衫在身上比划,然后像往常一样笑着问我“好看吗”时,我终于没有像过去那一百多个日子里一样,狼狈地移开视线,假装去看窗外的天气。
在我把那张存着我大半辈子积蓄的银行卡,连同我那套单位分的老房子的房本,一起交到女儿晓雅手上的时候,我从未想过,三年后的一个除夕夜,我会一个人拎着行李,站在她家那扇昂贵的智能门锁前,像个走错了门的陌生人。
那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,像是平地惊雷,把我们这个一百平米的小家里所有的空气都抽干了。碎片溅得到处都是,滚烫的汤汁嘶嘶作响,仿佛是我这五年来,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维持的家庭平衡,在此刻被彻底砸碎。
当电力公司的催缴单像一张判决书似的拍在我家门上时,那串鲜红的数字——41258.67元,像一根烧红的铁钎,狠狠烙进了我的眼珠子。
我没当回事,直到他的想法越来越疯,甚至觉得我“不回家就是出轨”。
红双喜的被面,是他亲自去百货大楼挑的,大红的底子,绣着龙凤呈祥,土是土了点,但喜庆。
“霞姐,你家晓雅真跑去打工了?” 邻居张婶攥着菜篮子,站在单元楼门口拦着刚下班的赵霞。赵霞手里还拎着超市临期打折的面包,闻言猛地顿住脚,眉头拧成疙瘩:“不可能!她昨天还说要考期末试,怎么会打工?”
晚上九点,我刚准备睡下,门铃被按得又急又响,像是要把门板给拆了。
“陈阳,多吃点,看你最近备课累的,都瘦了。”他那张平时总带着几分审视的脸,今天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菊花。
白纸黑字,清清楚楚的“离婚协议书”五个字,像五根烧红的钢针,一下子扎进了我的眼睛里。我叫李卫东,四十八岁,市重点中学的物理老师,教了半辈子书,自认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,可那一刻,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彻底空了。
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,像一把小锤子,不轻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。结婚二十年,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,家也越来越像一个只提供食宿的旅馆。我以为这就是中年夫妻的常态,是激情被岁月磨平后的必然结果。
我手里拎着一箱牛奶和一袋水果,跟在她身后,楼道里陈旧的石灰味儿让我鼻子有点痒。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,门“咔哒”一声开了。
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,像老人的心跳,不疾不徐。我刚批改完班上最后一份作文,正准备去洗漱,这突兀的敲门声让我心里一紧。妻子张兰已经睡下,我怕吵醒她,便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。
晚饭后,客厅里那台老旧电视机的音量,被我雷打不动地调到了35。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,刚好能盖过厨房里儿媳洗碗的叮当声,又不至于吵到隔壁房间温习功课的孙子。这音量,就像我在这家里的位置,不多不少,刚刚好。